注：此文是钱钢老师2014年3月29日在香港城市大学“金尧如新闻自由奖”的新闻自由研讨会上的发言。我根据完整录音整理出来，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对内容进行了稍微的“脱敏”，以保证能够顺利传播。另外，之后会有刘锐绍先生、李金铨先生的发言整理。配图的字是我抄写的，因为喜欢这句话，所以以此配图。

大家下午好，我相信，我说的普通话，在座的同学们一定能听懂的。我说得快一点行不行？（众：行）因为时间（原因），今天的讲话我还是把它写成了一个稿子，我要比较快的来说。

已经过去了25年。当时，我是北京《解放军报》的记者，也卷入了这个事件，4月份，上海的《世界经济导报》，总编辑钦本立，因为发表了悼念胡耀邦的比较大胆的言论，其中也有刘锐绍先生参加的，所以呢，被江撤销了职务。

我当时心里非常的纠结，新闻界的朋友都在支援，支持他。但是我是一个军人，奉行军人不得干政，但是我又是一个新闻记者，我对钦老总充满了敬意，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发一份私人的电报给他。我就在北京的邮局给钦老总发了一封电报，电报是这样写的，“历史的荣誉当之无愧的属于你   中国新闻自由的先驱   钦本立”，过了一些时候，我又和我的解放军报的同事一起，到广场去看望，当然，我们没有敢穿军装。

这两件事情带来很严重的后果。之后，北京，党政军都进行了清查，我在清查中，被撤销了我的职务，然后，也离开了解放军。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，就已经认识了香港文汇报总编辑，我们尊敬的李子诵老先生，因为香港《文汇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合作出版了我的一名记者在大兴安岭火灾拍摄的图片集，而那个时候，程翔先生，刘锐绍先生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刘锐绍先生，我们今天称他夫子，他开着一个破旧的汽车，在北京四处奔波采访，然后回到北京饭店，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里，写稿子发传真，我当时非常的钦佩，回去以后给《解放军报》，我的同事，说，“我们都要向锐绍学习，学他做一个职业的新闻人。”

哎，眨眼间25年过去了，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上，又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。

主持者让我谈一谈这25年的历程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因为，有太多的坎坷，又有太多的变化，我是不是可以用十分简略的方法，勾勒一幅历史的图像呢？

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与内地争取新闻自由密切相关的有五个角色。分别是政治权力，新闻媒体，市场经济，资讯科技，公民社会。我把它们简化为权力、媒体、市场、科技和公民。围绕新闻自由，这五个角色在交叉、博弈，斗争。

邓小平时代，这五个角色只有两个，就是权力和媒体。在江时期，增加到三个，变成了权力、媒体和市场。到了胡的时代，又增加了科技和公民。于是这五个全部登场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毛的时代，权力吃掉了媒体，千报一面，众台一腔，媒体成为专制者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，改革开放后，媒体的专业意识，自主意识复苏了。80年代，政治改革的热潮中，新闻改革一度是很活跃的。那时的媒体，几乎全部都是党的媒体。权力，严密地控制媒体。媒体，要争取一定程度的自主。权力，要逼迫媒体讲假话。而媒体，要努力地讲真话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博弈和斗争。1989年，媒体人就喊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。

请注意，那个时候，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，媒体的民营化，只是尝试。虽然也刚刚开始，比如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，但是，仅仅是微弱的萌芽。商业化的媒体也开始出现了，如街头的一些小报，但是，远远不是真正的媒体的市场。

那么，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用暮年的最后一搏（编者注：“谁不改革谁下台”）换来的。92南巡以后，一度出现了媒体与市场的蜜月期。很多争取新闻自由的新闻人呢，正是抓住了那个难得的机会，迅速的发展。我所服务过的，《南方周末》报，还有《财经》杂志，都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。

权力、媒体，这个二维结构，到这时，变成了权力、媒体、市场的三维图像。我们今天在座的李金铨教授，他有一篇论文，《中港台传媒与民主改革的交光互影》曾对内地的经济自由、自由化与政治控制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。

而江的名言，除了刚才锐绍所说的，“谁出钱谁是老板，谁是老板要听谁的话”，他还说过另一句名言————“闷声发大财”（众笑）。这个话可以作为当时中共新闻政策的生动的注脚，那时候的政治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的结盟，态度是暧昧的。他们当然要媒体乖乖地听话，但是，也需要媒体为他们挣钱。

江时期，权贵资本主义迅猛的发展，那么新闻自由的追求者们，他们使用市场化的武器，与政治权力抗衡，也发现，权力和市场日益紧密的拥抱，权力需要市场，市场恐惧权力，资本有时候更愿意听命于权力，甚至不惜与权力联手控制媒体，压制媒体。

在江执政的后半期，一个幽灵飘海而来，那就是互联网。谢谢江主席，他那个时候，还没有意识到，互联网将变成一个令执政者惶恐的、巨大的怪物。他那时对发展互联网采取了支持的态度，虽然没有像马来西亚的首相马哈蒂尔那样，早早的宣布，“不对互联网进行审查”。不过，互联网的魔力要到胡时期才有淋漓尽致的表现。

你们知道胡上任的时候，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SARS。我们回忆一下，SARS的时候，我们有苹果手机吗？我们有微博、微信、Twitter、Facebook吗？没有。人们在广州，疯传疫情，靠的是电话，短信。不过，胡2002年秋天上任的时候，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很活跃了。门户网站，聊天室，新闻跟帖，是那个时候网民们的主要平台。在胡的第一个任期，也就是2002年到2007年，博客来了，blog来了。公民记者出现了。

许多的突发事件，通过网络被报道。许多的腐败官员，遭到了所谓的人肉搜索，被网民揭露。网络上众生喧哗，各种意见经由大众麦克风表达。有这个说法，就是“互联网使官员闻风丧胆”。

在胡的第二个任期，2007到2012年，微博来了，微信来了，在座的年轻朋友，一定有你们的微博，一定有你们的WeChat。那么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使用移动互联网终端，智能手机啊，平板电脑啊。从前，办报纸，办广播，拍电视，都需要很高的成本。现在，做新闻的门槛，都快不叫门槛了，门榄，对吧，越来越低了。自媒体的时代到来了，拍照片，拍视频，上传发布，都极其简单便利，这是颠覆啊，是挑战。既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，也是对资本权力的挑战。

而资讯科技最大的受益者，从长远看，我相信，一定是老百姓，是公民。胡当政的十年里面呢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发育，当然，这不是政府的恩赐。相反，民间社会是在重重阻挠下艰难生长的。公民运动与新媒体交相呼应，风起云涌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。

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，权力、媒体、市场、科技、公民，这五个角色彼此的互动所带来的变化。大家都知道，资讯科技，冲击了报纸，杂志等传统的媒体，同时，又造就了无数新的媒体。在传媒市场上，互联网已成为主角。互联网的公司有若干的巨无霸，是境外上市公司，它的产权结构，已和党媒体、国家媒体的结构判然不同。资讯科技与传媒市场的紧密结合，已成为了不可小看的巨大的力量。

那么媒体呢？如果我们主要说的传统的媒体，那今天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。它又受到管制体系的严厉的压制，又面对互联网的无情的竞争。但是，一方面，在传统媒体中，依然有很多坚守良知，追求新闻自由的人士，另一方面，许多的报纸杂志的记者，他们已经转战互联网，在全新的竞技场上，大显身手了。用新的方式，在那里争取新闻自由。

而特别想说一下，公民。公民社会正成为变革的要素。维护自身的权益，捍卫公平正义，必然要求资讯公开，言者无罪。新闻自由不只是媒体人的权利，更是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。我们看到，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领袖，他们本身就是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。

毋庸讳言，大家都知道，互联网上真假参半，鱼龙混杂，在这个道德沉沦的粗鄙的年代，无良媒体和无良报道的存在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而公民社会，正是媒体最好的监督者。它有可能促进媒体在追求自由的同时，承担责任。争取新闻自由的内地传媒人，也已越来越自觉地融入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建设。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媒体人，和追求知情权，表达权和话语权的普通公民们一起，使用互联网，冲破报道的禁区和言论的限制，有时取得了进展，有时受到更严厉的报复和打击。

内地的舆论管制者，今天已经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挑战。事件以来的25年，市场，科技，公民，从三个方向崛起了，迫使政治权力不得不改变旧有的传媒管制套路。对他们来说，当务之急呢，是动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的力量，对传媒市场，资讯科技进行利用和控制，对民间社会进行打压。

他们认为，有钱买得到所有的东西。有钱，买得到物，也买得到人。那么，他们要让市场和科技都为党所用，做大做强党的报刊，党的网站，党的传媒集团，对互联网上他们所说的，他们不喜欢的噪音杂音————就是那些不同的意见，那些问责，甚至是那些对他们不满的言论，则随时的进行打击和整肃。2013年，在舆论斗争的口号下，内地互联网遭遇严冬。微博元气大伤，至今都没有恢复。

中国新闻自由的出路何在呢？我想，与其纠缠于乐观还是悲观，希望还是绝望之类空洞的问题，不如用行动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。

这个变化也包括政治权力的变化，无论政治权力的变化是社会压力的逼迫使然、压力下的变化，或者是内部的斗争、权争、权力的斗争引发，还是他们自觉地变革，用内地词典里的话来说，叫做政改、政治体制改革，更重要的变化是，来自市场、科技、公民所汇成的这种奔腾的活水。

2014年已经不是1989年。设想，如果25年前，就有互联网，如果那时有Twitter，有Facebook，有微博、微信，如果那时候就有这么多已经越来越成熟的中国公民，和这么多已经开始成长起来的公民组织，会不会有另一种局面呢？历史是不能假设的，但我相信，未来可以创造。

25年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，曲曲弯弯。坦白的说，相比25年前，我们没有走出多远。但是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我见过一些令我难忘的媒体人，和网络的写作者。他们的博客被“和谐”，也就是被屏蔽、被封杀；他们的出境受到限制，比如我在香港大学要请人来开会，可能事到临头，他们在机场被堵截，在海关被堵截，不能来开会；甚至有的朋友，有的媒体人，还被传唤，被拘捕……我见到的是这些人。照理说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，怨天、尤人，愤怒、抱怨，但我看到的他们，他们真的是不喜欢悲情，不喜欢哀叹，更没有恐惧。

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努力，对自由，似乎是比我更有信心。我跟他们说，“各位，我老了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看不到中国的民主了。” 他们说，“不，钱老师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看得到。” 他们比我还要更有信心，因为他们是行动者。

是的，争取新闻自由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，关于言论、出版自由的第35条真正的兑现，或许我们可以思考的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今天能做什么。

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