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：今天港大中国法中心邀请了多位法学专家就“薄熙来案”的政治问题与司法问题进行演讲和圆桌讨论，张千帆、傅华伶、戴耀廷等知名教授，阎小骏博士、熊浩博士等青年才俊都有相当精彩的发言。我首先整理了张千帆教授的演讲录音，他人的录音之后会陆续出来。

非常感谢中国法中心的邀请。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多人关心薄熙来。（众笑）

所以，中央还担心什么呢，是不是。大家看的是同样的电影，电视剧，听的都是同样的歌星，关心的都是同样的政治事件，这样的国家要分裂也分裂不了啊（众笑），还担心香港成为什么什么基地，这个都是多余的。

薄熙来案件，当然已经尘埃落定了。现在再来讨论，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呢？因为热点已经过了，那我觉得没有过时。因为这个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本身，那么我写的这篇短文，叫做薄熙来的政治遗产。

刚刚主持人要我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（这个案子），因为他假定我是学法律的人所以要我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，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啦，刚刚林教授已经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谈了很多了，他不是学法律的，所以今天这个角色稍微错位一下，我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来谈谈这个案件的影响。因为我对他这个法律诉讼不感兴趣（众笑），因为刚刚大家也讨论了，是吧，它就是一个政治案件，起因不是因为他腐败违法，腐败违法的人多了去了。

原来我说过薄熙来可能是最贪腐的官员，因为传言他在海外有资产多少多少，现在看来，即便是有那么多海外资产也不一定是最贪的，所以我把这句话收回哈（众笑）。几乎每个人都贪，为什么只抓他呢？就（好比），有那么多人嫖娼，它为什么只抓一个大V，薛蛮子呢？这很明显，就是选择性执法，选择性执法一定就不是出于法律的考虑，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。

那么，当然法律层面上有一些亮点，比如庭审直播了。这个在大陆都已经讨论得很多了，这确实是一个亮点。以前没这么做过。大家经常把这个案件和八零年的四人帮审判相比，那时候也有直播。那时候我正好上大一本科。我上大一本科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年代了，坐在教室里看电视。当然后来听说，那个直播经历了很多删节，包括江青站起来声嘶力竭的指责他们背叛了毛主席，这些统统被删掉了，薄熙来直播呢，它是文字直播，肯定有删节，但是基本上，大部分的内容都出来了。

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因为你从检察院的起诉就看到，早已把他的罪名给限定在那几个我觉得最不重要的罪上面，他犯的最重要的罪远远要比这个严重得多，对不对。如果你要把那些罪拿来起诉的话，你才能真正做到庭审公开。所以从各个意义上来讲，它都是一个政治审判，所以我不会对这个审判本身做过多的解读。总的来说，他判无期徒刑是罪有应得。因为我个人反对死刑，而我又觉得他应该得到最高的惩罚，最高的惩罚去掉死刑就是无期徒刑了。

那么你说，为什么张老师对薄同志这么深仇大恨哈，因为我觉得，他做的事情远远不止是起诉的那几条，也不只是我们法律人和律师关心的那些事情。他在重庆成名的那几条，最重要的唱红打黑，我们法律人都对打黑比较感兴趣，比较关注——先是迫害企业家，后来迫害律师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打黑的危害比较直接，首先是针对个人，（后来是）家庭，大量的人，而这些并没有被完全的曝光出来。如果全部都被报道出来的话，我想，他这个案件对我们应该会更加震撼。仅此当然就可以判他的罪，这都是他主政期间发生的。

（但是，）我们就认为唱红这个东西比较虚嘛。说穿了，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一起冒冒傻气（众笑），穿着红服什么的，唱那些歌，顶多就是浪费些钱嘛，唱完之后大家再一起去吃吃饭什么的（众笑），那么这个，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但实际上，唱红的危害性，或者说不叫危害性吧，危险性远远高于打黑的危险性。

嗯，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主题。就是说，唱红和打黑是两种体制的标志。现在的中国，大家都认同它并非是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，有些人称它为威权的政治体制。但威权体制，我认为最多就是止于打黑。甚至有不少的威权体制，法治也是做的相当不错的，比如新加坡。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，但是它的法治做得很不错，因为从长远的统治来看，显然维护法治是一种理性选择。当然也有威权国家是可以胡作非为的，因为说实话，一个非民主国家，政府就是最大的黑帮。它和其他黑帮发生火并什么的，那完全是正常的（众笑）。打黑，黑打，这些都是可以在威权国家发生的。但它一般不会发生唱红。唱红表明什么，表明了这是一个极权国家的标志。就是说，这个政府不仅仅是掌握着政权，而且它统治着人们的思想。

那么这个极权国家，我们从四九年之后，经过五六十年代，经过大跃进，文革，乃至到七十年代末期都是这么一种体制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，我们不这么称呼大陆了，我们称之为是一个——所谓的后极权国家。最近反宪政的浪潮一兴起，又有人给我国取了个名字，叫新极权。其实两者性质差不多。我原先误以为，后极权（国家）就是非极权国家，就是咱们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，其实没有。

我在这个题目当中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，它只不过是，极权体制原来这一套不管用了，不好用了，所以他也通常不愿意用了，但是这一套体制完好无损的保存在这里，只要你想用，有能力去用，那就随时能够再去用它。所以重庆模式就是这样，就是他重新激活了中国这种传统极权制度的能量，并且以他的这种方式把他的能量发挥到极致，那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大陆的法律人也好，媒体记者也好，总而言之用我们当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有点觉悟的人，都会反对重庆模式。

一个模式好还是不好，不在于它是不是正在为我们做好事，当然了我已经收回了薄熙来是最糟糕的官员这一说法。因为薄熙来贪污，其他官员也贪污，他贪污了还做事儿，他确实为重庆做了不少的实事儿，很多贪官可能就什么都不做，他要比那些在这点上要好，但是他具有那些官员远没有的危险性，那么这个危险性，不体现在别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说，不体现在打黑，打黑哪儿都有，比如贵州的黎庆洪案，甚至规模不亚于重庆，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贵州吹成一个模式呢？为什么我们把重庆吹成一种模式呢？它的关键点在唱红。

唱红表明什么？表明了政府依然有能力来统治你的思想，它能够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你应该相信的。所以他可以把这批人拉出去，“唱歌”（升调）。那么在香港你能想象吗，港府要对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香港人会是什么反应？（观众语：反国教运动已经发生过了）如果说你是一个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社会，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。

薄熙来就是，我自己就是光伟正，我给你们做好事，你不要质疑。他现在可以给你们做好事，但这就表明，他既然有这种能力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而且，他以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有发言的机会的。因为，他既然可以让你去相信什么，他当然也可以有能力不去相信什么，可以不去让你接受信息。他能够做到唱红，能走到唱红这一步，他当然也有能力删帖，销号，把这些发帖发短信指责他的人骂他的人送去劳教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这些相对（做到）唱红来说，都是小菜。

这是重庆模式的可怕之处。我认为，薄熙来的案件当然已经结束了，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很可能也已经结束了。如果说我们幸运的话，如果说中国以后不出什么大事儿的话，他的政治生命应该说是已经结束了。但是重庆模式没有结束，刚刚有人提到，（现在是）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。我们对重庆模式也没有深刻的反思，甚至也没有什么全面的报道。

我希望大家会觉得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。我是教宪法的，我成天给学生说，言论自由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，因为没有这些东西，你的思维会被完全误导。我们上个月，刚在重庆开了宪法年会，我们在重庆大学做了报告，他们的领导还是比较赞同重庆模式，我们进行了比较……有趣的对话（众大笑），我个人感觉现场的学生大多数都比较支持我。当然，我是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到重庆大学去批重庆模式，可能让重大的人也下不了台。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，不会认同这个东西。当然也有学生，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。更不用说，你到街头去问重庆市民，我想很多市民，很可能是大多数重庆市民，他们会觉得薄熙来是个好官。

我觉得他们那么想也完全正常，基本逻辑就是我刚才说的——你说他是贪官，那别的贪官我见得多了去了，他贪了还帮我做了一点事，对不对。他从我这儿拿走100块钱，他还返还给我10块钱（众笑），其他人连这10块钱也没有，那我认为他还是个好官对不对。

但是在这种红旗飘扬，口号震天的环境下，你是不会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，你会很容易（被洗脑），它就像一根红吸管一样，就把你吸过去了。这种类似的歇斯底里的模式，中国以前也发生过。重庆模式是因为，在它的危机还没有爆发出来之前，就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破灭了。而不像我们的那些“重庆模式”，因为重庆模式就是文革、大跃进的翻版，那么这些事件，很不幸，他们没有一个王立军，所以他们没有破灭，所以他们发展下去。那最后我们看到的后果，文革的后果，大跃进的后果，重庆模式跟它们走的是一条路。只不过后来薄熙来自己的失误，一个巴掌把（重庆模式）拍砸了。那他最后倒台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吗？

如果说没有这么一巴掌，那很可能……现在就不好说了，他很可能就是这七个人当中，那他无论是主管宣传系统，还是政法系统，那都是我们的灾难（众笑）。所以，它的破灭是极为偶然的，还没有让我们看到更严重的后果。我认为他的后果已经相当严重了，而且因为重庆模式，相当于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环境内持续着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反思，我们看到的都是，小老百姓觉得他把路修好了，把黑帮整了以后街上确实更安全了，我们拥护这样的领导。那你说，平时的老百姓，当然就只看到眼前的生活这点事情了。他拥护薄熙来，受这种骗局的影响，或者说被洗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但这正是他的危险所在。

在他倒台之后，我们今年开完两会，四五月份之后就开始了反宪政的这股逆流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两者之间，其实完全就是一回事儿。（反宪政之后）就有很多的口号出来，刚刚也有提问的同学说到这个问题。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口号就是要“夺回舆论阵地”，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阵地失守了嘛。以前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管用了，现在再不夺就已经晚了嘛。所以我们看到各大官媒主动出击，希望能够夺回舆论阵地。他的逻辑和重庆模式完全一样。

和重庆老百姓拥护薄熙来的政策一样，我也很拥护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所列出的那些具体措施，有60条，我看基本上条条都规定得很好。但它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之前讲的，就是重庆“唱红”的问题没有解决。

我们都知道，三中全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它是“政左经右”，或者用我的方式来概括，它目标是好的，总体是向社会放权，给人民更多自由，废止劳教，农地流转，放宽结社，一系列的政策，如果真的实施的话，那它是一件好事儿。但另一方面，政治改革我们在未来几年，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，（决定中）也有一两条涉及这个问题，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空的。

还有言论和新闻自由，这些完全没有提到。而且还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三中全会决定下达的当天，我的博客和微博的号全被销了（众大笑），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哈。由此可见呢，我们未来，几年的改革模式，还会继续沿着集权的方式来进行，我指的集权是集中的集，它不想让社会有过多的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更不用说集会自由。这当然跟薄熙来的模式并不是完全一样的，薄熙来的模式是极端的极，totalitarianism这种模式。它不只是不让你讲话，而是要和它讲同样的话，换句话说，套用习总的一句话，要让你们和他做一样的梦（众笑），这个怎么能做得到。所以，这是重庆模式的野心，现在和重庆模式不完全一样，他们有共同之处。这是我比较担忧的地方，就是靠这种集权的方式，能否把改革往正确的方向推进，我的看法是，相对来说是比较悲观的。

但好在，从这次反宪政的逆流来看，所得到的反应是极其负面的。我们从网上的评论就可以看到。而“舆论阵地”似乎在三中全会之后也不再提了，三中全会决定呢，第30条，第一句话就是“要维护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权威”，我把这一条理解为是对这种无谓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。因为形势已经变了。

我自己也写过一篇评论，现在不是五六十年代，也不是八九十年代，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思维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再去对他洗脑，这一切都是徒劳。最后，只能让自己下不了台。这也许是今后几年，唯一的欣慰之处。所以希望政府，即便不让我们讲话，至少也不要主动出击，谢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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